天授元年（690年），武则天登基称帝，改国号为“周”，并将洛阳定为新都，亲自称之为“神都”。 事实上，早在唐高宗李治去世的十个月后，公元684年的光宅元年，武则天便已下令将东都洛阳更名为“神都”。在她的改元敕书中，武则天解释道：“镇星之在太微，已历年载，著土精之美应，表坤祚之元符，宜同感帝，以时荐享。又东都改为神都，宫名太初宫。” 古人认为，洛阳所处的地理位置，恰好与天上的太微垣对应，而洛水则与银河遥相呼应。镇星——即木星，停留在太微垣中，是女性当政的象征。武则天深信自己是上天选定的统治者，武周代唐，亦是天命所授。因此，洛阳便成了最符神权意志的都城，理所当然地被称为“神都”。
这一称呼似乎有着某种神秘的力量，正如电影《狄仁杰之深度龙王》中的一段台词所言：“见识到了吧？这就是神都洛阳。”即便没有看过这部电影，单从这一句，我们便可以想象出盛唐时期洛阳的繁华景象：气势恢宏的皇宫，巍峨高耸的明堂和天堂，街头商铺鳞次栉比，人群摩肩接踵，繁华喧闹。 作为当时国际上的大都市，以“神都”来称呼洛阳，实在再恰当不过了。那么，除了武则天为了合法化称帝而进行的改名解释外，洛阳到底凭什么被冠以“神都”的称号呢？ 从一个千古之谜说起。传说中，上古时期，洛阳东北孟津县黄河中曾浮出一只神异的龙马，背负着“河图”，献给伏羲，伏羲依此图谱演绎出了八卦。到了大禹时代，洛阳西洛宁县洛河中浮出了一只神龟，背负着“洛书”，献给大禹，大禹依此治水成功，划定了九州。 最早的《尚书·顾命》中便有记载：“大玉，夷玉，天球，河图在东序。”而孔子在《论语·子罕》中也曾提到：“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，吾已矣夫！”《易·系辞上》更是提到：“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。”这些文字所描述的，正是流传千古的“河图洛书”。 这些图书和符号，之后成为了阴阳五行、太极、八卦、周易、六甲、九星等学说的根基，最终发展为“河洛文化”，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，洛阳因此也被赋予了“神都”的神秘色彩。 1963年，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县贾村镇出土了一件珍贵的国宝——何尊。何尊的内底铸有铭文，其中的“宅兹中国”是迄今为止发现的“中华”一词最早的出现。铭文详细记载了周成王迁都、祭祀等活动，勾画了周王朝定都洛邑、治理天下的宏伟蓝图，而洛邑正是指的洛阳。 可见，武则天所推崇的“君权天授”并非新鲜事物，周天子早就施行过类似的“天命”观念。从那时起，洛阳便被用来象征神州，成为神京的代名词。《文选·孙楚〈为石仲容与孙皓书〉》中曾提到：“土则神州中岳。”刘良注解道：“神州，洛阳也。”可以说，以洛阳为核心的河洛地区，已经代表了神州，成为了中国文化的象征。 洛阳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更是加深了其“神都”之名。洛阳西接关中盆地，东连华北平原，处于两大粮仓的交汇处。它与全国其他区域的距离大体相等，居中而摄天下，堪称“天下之中”。这样的地理优势使洛阳成为了一个理想的都城。 在文化方面，洛阳白马寺的建立为佛教传入中国提供了重要的支撑，这座寺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官方寺庙，并为佛教文化在东亚的传播铺平了道路。作为出身佛教家庭的武则天，也在其统治时期大力推崇佛教，资助了大量的寺庙建设。她不仅捐赠资金帮助修建龙门石窟中的卢舍那大佛，还在自己的统治中推行佛教经典，借此为自己的统治制造舆论支持。此外，洛阳作为周王朝的都城，也是儒家、道家、佛家的文化交汇点。孔子推崇的周礼，洛阳曾是周王朝的核心，而老子也曾担任过周朝的国家图书馆馆长。儒释道三家的文化思想能够在洛阳和谐并存，展示了洛阳作为文化交融之地的重要性。 至隋朝时，洛阳被定为“东都”，而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曾参与东都的建设，或许正是这种深厚的历史渊源，使得武则天对洛阳有着特殊的情感。因此，她最终选择了洛阳作为自己的都城，并改名为“神都”股市配资行情，同时改元“天授”，将君权神授的理念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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